白居易诗歌语言的特点篇1
1、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
2、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如在塑造卖炭翁时，他只用“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一句，一个活脱脱的苍桑老炭翁形象便跃然而出。白居易的讽谕诗多为叙事诗，在叙事时，他常要发议论，评价所述之事，以显其志。
3、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是白居易讽谕诗的又一特色，白居易的语言通俗平易，这是与他平易浅切、明畅通俗的诗风紧密相联系的。
4、白诗文字浅显，很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还特别喜欢提炼民间口语、俗语入诗。
白居易诗歌语言的特点篇2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五十一岁以前写的一千三百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杂律。
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这些讽谕诗，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一致的，同时也是他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
其中《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真是“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内容。从“惟歌生民病”出发，讽谕诗的第一个特点是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
这首先是对农民的关切。在《观刈麦》中，他描写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拾穗充饥的贫苦农妇，并对自己的不劳而食深感“自愧”。
在《采地黄者》中更反映了农民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口食”，而地主的马却有“残粟”(余粮)：“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所以诗人曾得出结论说“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辛!”对农民的深厚同情使诗人在《杜陵叟》中爆发出这样的怒吼：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狗爪锯牙食人肉!
这是农民的反抗，也是诗人的鞭挞。
在封建社会，不只是农民，妇女的命运同样是悲惨的。对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银瓶》、《母别子》等。对于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
例如《后宫词》：“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
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宫女，而且把宫女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觉得“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要求宪宗尽量拣放。
《上阳白发人》：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
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唐诗中以宫女为题材的并不少，但很少写得如此形象生动。“宿空房，秋夜长”一段，叙事、抒情、写景，三者融合无间，尤富感染力。
人民的疾苦，白居易知道是从何而来的，他曾一语道破：“一人荒乐万人愁!”为了救济人病，因此讽谕诗的另一特点，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荒乐”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各种弊政进行揭露。
中唐的弊政之一，是不收实物而收现钱的“两税法”。这给农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中唐的另一弊政，是名为购物“而实夺之”的“宫市”。所谓宫市，就是由宫庭派出宦官去市物。
这遭殃的虽只限于“辇毂之下”的长安地区的人民，问题似乎不大，但因为直接关涉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人敢过问，白居易这时却写出了《卖炭翁》，并标明：“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篇中“黄衣使者”和“宫使”，便都是指的宦官。此诗不发议论，更没有露骨的讽刺，是非爱憎即见于叙事之中，这写法在白居易的讽谕诗里也是较独特的。
作为讽谕诗的第三个特点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这又和中唐时代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
《西凉伎》：
自从天宝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
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
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在艺术形式方面，讽谕诗也有它自身的特点。这是由这类诗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
讽谕诗约有以下一些艺术特点：
一、主题的专一和明确。一诗只集中地写一件事，不旁涉他事，不另出他意，这就是主题的专一。白居易效法《诗经》作《新乐府》五十首，以诗的首句为题，并在题下用小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如《卖炭翁》“苦宫市也”之类；同时还利用诗的结尾(卒章)作重点突出，不是惟恐人知，而是惟恐人不知，所以主题思想非常明确。
二、运用外貌和心理等细节刻画来塑造人物形象。例如《卖炭翁》，一开始用“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这样两句，便画出了一个年迈而善良的炭工；接着又用“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来刻画炭工的内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动、感人，并且暗示这一车炭就是他的命根子。这些都十分有助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化。
三、鲜明的对比，特别是阶级对比。他往往先尽情摹写统治阶级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突出一个对立面，反戈一击，这样来加重对统治阶级的鞭挞。
四、叙事和议论结合。讽谕诗基本上都是叙事诗，但叙述到最后，往往发为议论，对所写的事作出明确的评价。这也和他所谓的“卒章显其志”有关。他有的诗，议论是比较成功的，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义的诘责，给人比较强烈的印象。
五、语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诗的一般风格。但讽谕诗更突出。这是因为“欲见之者易谕”。他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调也是为了通俗。
讽谕诗的这些艺术特点都是为上述那些内容服务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缺陷。主要是太尽太露，语虽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时流于苍白的说教。
讽谕诗外，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感伤诗中的两篇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
《长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岁时作的，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一方面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这个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
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是极明显的。从全诗来看，前半是长恨之因。
诗的后半，作者用充满着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紧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但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诗的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
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地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戒鉴”。这不仅因为作者对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画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长恨歌》的艺术成就很高，前半写实，后半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
没有丰富的想象和虚构，便不可能有“归来池苑皆依旧”一段传神写照，特别是海上仙山的奇境。但虚构中仍有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人物形象生动，使人不觉得是虚构。语言和声调的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融合无间，也都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琵琶行》是诗人白居易贬江州的次年写的，感伤意味虽较重，但比《长恨歌》更富于现实意义。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反映了当时风尘女子共同的悲惨命运。
一种对被压迫的妇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诗人把琵琶女的命运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至于叙述的层次分明，前后映带，描写的细致生动，比喻的新颖精妙——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飘忽易逝的声音至今犹如在读者耳际，以及景物烘托的浑融，如用“惟见江心秋月白”来描写听者的如梦初醒的意态，从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绝入神，所有这些则是它的艺术特点。
他的闲适诗也有一些较好的篇章。如《观稼》：“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对自己的闲适感到内疚。《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诗中，诗人幻想让大禹作唐代水官，疏浚江湖，使“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也表现了诗人不忘国计民生的精神。但历来传诵的却是杂律诗中的两首。
一是他16岁时所作并因而得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另一是《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那首七律：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闲适、杂律两类在他诗集中占有绝大比重，像这样较好的诗却很少。其他多是流连光景之作，写得平庸浮浅；还有很多和元稹等人的往复酬唱，更往往不免矜奇衔博，“为文造情”。这不能不影响诗人的声誉。
白居易最大的贡献和影响是在于继承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即新乐府运动。他的现实主义的诗论和创作对这一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的作用。
新乐府运动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经宋代王禹称、梅尧臣、张耒、陆游诸人以至晚清黄遵宪，一直有所继承。白居易的另一影响是形成一个“浅切”派，亦即通俗诗派。由于语言的平易近人，他的诗流传于当时社会的各阶层乃至国外，元稹和他本人都曾谈到这一空前的盛况。
新乐府运动的其他参加者，元稹、张籍、王建，都是白居易志同道合的诗友，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时也都是杜甫的推崇者、继承者。张、王年虽较长，写作乐府诗也较早，但诗名及政治地位都不及元、白；同时元、白既有创作，又有理论，而张、王则总有提出明确的文学主张兼作理论上的宣传，因此他们在新乐府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既远逊白居易，也次于元稹。
白居易诗歌语言的特点篇3
一、简介
（1）通俗性：他的诗言平白浅切，生动自然，琅琅上口。
（2）写实性：通观白诗，多数用写实的手法来说事和塑造人物。他的笔下人物多数有相同的命运，而又有各自不同的遭遇。特别是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物，都具有各自特色或者说特点，都具有典型形象的含义。
（3）抒情性：写实和抒情兼用。他自己都说：“大凡大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4）叙事性：白诗多以叙事性手法来给我们讲故事。其代表作还是〈长恨歌〉和〈琵琶行〉。
（5）讽喻性：著名的有〈秦中吟〉十首，都是指论时事，美刺比兴的作品。
二、举例
（1）《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2）《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3）《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三、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谷，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诗歌语言的特点篇4
他不但是个多产的作家，还提出了一套诗歌理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国势衰微，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并加剧，白居易总结了陈子昂、杜甫等人关于诗歌的进步理论，结合时代的需要，把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及社会作用阐述得很明确。他认为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积极反映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明确诗歌创作的目的应是“补察时政”与“泄导人情”，语言力求浅显易懂。白居易富有战斗性的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历来都为学界所关注，文学界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创作褒贬不一，评价忽左忽右。
早在与白居易同时期的作品中，刘禹锡就在《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中这样评价：“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肯定了白诗语言的自然流畅，不过分雕饰。吴融在《贯休禅月集序》中评论道：“厥后白乐天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昔张为作诗图五层，以白氏为广德大化教主，不错矣。”对白居易“颂美讽刺之道”表示赞扬，从思想旨向和表现形式上对其进行了肯定。
晚唐杜牧与以上两者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在《唐故平庐军节度便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说：“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指责白居易在创作上流于柔艳，易引人邪思。同样，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也言：“抑又其次，元白力劲而气羼，乃都市豪估耳。”认为白诗平浅，缺乏力道，没有气势。
由此可以看出，中晚唐诗论家们围绕白诗的创作旨向、审美特征进行评论，对其在思想旨向上比较肯定，但在语言浅近上持否定态度。
宋代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说：“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首次用“俗”字概括出白诗的表现特征，可见他对白诗俗浅特点的不赞成。同样，陈辅的《陈辅之诗话》记：“楚老云：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仍认为白诗“俗”。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说：“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认为白诗太过浅近，易让人厌倦。许剀《彦周诗话》言：“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认为白诗浅近，气格不高。这些都是在指责白诗太过浅近。
进入明代，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说：“质而不俚，是诗家难事……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王世贞《艺苑厄言》认为：“张为称白乐天‘广大教化主’。用语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长，极有冗易可厌者，少年与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他抓住白居易早、晚年诗的缺失予以渲染，认为前者逞强使能，后者程式化倾向严重。
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夫白之易厌，更甚于李。然有作意处，寄托深远。”指出白诗虽然有容易令人生厌的毛病，但是创作旨向上合乎风人之旨，值得肯定。
从上面的评论看来，从宋到清，评论者仍主要是围绕白诗的浅俗进行指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于1921年在《白话文学史》中明确指出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是“写实主义”的。他充分肯定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认为白居易有意于作文学革新的人，给予其很高评价。
建国以后，学术界对白居易的评价再度掀起热潮，且有不同的声音出现。这一阶段白居易一度被高标为“人民诗人”，因为他倡导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这正适合了那个年代人们苦大仇深的心理需要，“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旨向给了人们心灵慰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白居易诗论的研究中有一种影响力很大的思潮，即认为白居易没有意识到诗歌的社会功能是多样的，他的现实主义诗论局限性过重。各种贬斥的声音源源不断的传来，这也许是因为_刚刚结束，这个荒谬时代给民众造成的肉体、心灵上的创伤极重，民众心中有太多积怨，对“诗歌应积极反映政治”这条本属于文学社会功能之一的原理极为反感，对白居易的评价一再压低。这种看法其实忽视了白居易诗论中对其他诗歌（杂律诗、闲适诗、感伤诗）的有关论述，这对白居易的评价很不公正。
就在反对白居易最为激烈的时候，王拾遗先生在《白居易》里指出白居易并没有把为政治服务看作诗歌的唯一功能，这从他的“闲适诗”中可以看出。可见，王拾遗已经注意到白居易诗论中重视愉悦人心、给人带来美好感受的情感功能的一面，这样的评论才是比较稳妥的。
综上，以上历代学者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创作情况、诗歌特点进行了不同的评价，总览这些评价，我们发现，受到不同社会思潮和创作风气的影响，人们总是避免不了用狭隘地眼光看待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作品，所以对他的评价时高时低，忽左忽右。尤其是文学要为政治服务这种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化的观点，正是历代文人对白居易评价飘忽不定的原因。当某个时代需要文学积极为政治服务的时候，白居易就普遍被人们抬高，反之就压低。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与政治从根本上说是无法隔断联系的，统治阶级需要文学为其_服务，而文学的发展动向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上层统治阶级政策的牵制和影响。所以说，任何时刻，文学的功利化在一定程度上必将存在，况且评论者所处的时代不同、观点角度不同、个人的兴趣不同，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白居易的思想和创作本身也呈现出复杂的状态。
白居易强调诗歌要为“时”、为“事”而作，这里所说的“事”，是指政教的得失、国家的兴衰、民生的疾苦，具体到创作方法上就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泄导人情”是诗人的创作导向，“补察时政”是执政者的观诗施政。本着这一原则，白居易写下了大量的讽喻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优秀之作。《秦中吟》十首中，可以说全部是描写上层统治者和达官显贵的奢侈贪暴，以及下层人民的饥寒交迫和士人被排挤的。《新乐府》通过“美刺诗”来讽刺当朝执政者的庸碌无能。白居易提倡诗人应该努力创作出为“时”、“事”、封建政治发挥“美刺”作用的诗歌，“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他强调了诗歌要大力表现人民的疾苦，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热情，这一点是很可贵的。
白居易提倡诗歌要为社会、政治服务，要反映现实，在语言上必然要通俗、浅近、自然，从而便于传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新乐府诗“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尽可能地开篇点题，让人一目了然。这种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确，避免了一些题意上端绪繁杂的弊病。这种做法，在当时整个诗坛变革中起到了瓦解旧的诗歌语言范型与格套的作用。但是还应该充分看到，白居易的有些诗太过浅显和直露，不给读者多留一点点想象的余地。这样读者固然理解起来毫不费力，可是因为言已尽意，也就缺失了诗歌本应留给读者的余蕴和回味。
白居易一生的主导思想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入仕时，可以说是“志在兼济”时期，社会和个人见闻，使诗人感到有责任“为民请命”，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积极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和社会矛盾，他还要求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从实用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这个时期他的诗闪耀着为民生、为天下的光芒，有着巨大的感染力。白居易曾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见，这一思想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方向。
被贬为江州司马后，白居易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政治上的跌宕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落差，政治环境的黑暗和险恶，使诗人认识到“独善其身”是何其明智和重要。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是非多”，于是“换尽旧心肠”，不再过问政治，“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此时“独善”与“兼济”发生了换位，他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独善”取代了“兼济”，在白居易的精神历程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渡阶段。在后期不问政治、不问他事的思想支配下，白居易的诗歌不像早年那样锋芒毕露，大量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代替了前期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意激气烈的“讽喻诗”。例如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大林寺桃花》、《问刘十九》、《钱塘湖春行》等。
白居易前期积极创作讽喻诗，后期转向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从其创作体裁的转变上可以清楚地窥见其从“为国谋”到“为身谋”的转向。纵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浮沉人生，大都有“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两个方面，如李白和苏轼，兼济天下的时候，期冀大显身手、报效国家，一旦仕途不顺，就转向“独善其身”，不再或很少过问政治，以求自保。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代表了中国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复杂心路历程。
在当今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对白居易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评价应中正、全面，笔者认为要一分为二地评价元白的诗歌理论：
一、白居易在提倡讽喻诗的.时候提出诗歌要反映现实，为社会、政治服务，为“时”、“事”而作，诗歌要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效，这些理论对强调诗歌的现实主义性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一点上文已经有过论述。在这里主要略谈其缺陷和局限性。首先他过分地强调诗歌的创作必须要“合于时”、“俾补时阙”，完全从政治与教化的作用来看待诗歌的功能，使诗歌处于从属性和工具性的地位，把为封建统治服务当作诗歌的唯一功能，而忽视了诗歌应多方面反映现实人生、抒写个人感情，把诗歌严重功利化地当成了政治的传声筒，对内容要求到“核实”的程度，这样做的结果是直接导致诗歌变成真人真事的记录，失去诗歌本身的特点，变成近似押韵的奏章，并且这些诗常常忽视虚构、夸张、幻想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导致诗歌创作缺乏浪漫主义色彩。白居易主张的“为君、为臣、为民、为事、为物而作”，归根结底是“为君”服务，将“为君而作”当作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再如他对诗歌历史的论断也很狭隘，他认为屈原与汉代五言诗归于怨思，止于伤别，“六义始缺”；评价李白和杜甫的诗歌虽有比兴之作，但数量太少，李白是“十无一焉”，杜甫“亦不过三四十首”，结论是诗道崩坏，一代不如一代，这就未免太偏激了。
二、前人一般对白居易后期的诗歌认识不足，甚至存在偏见，认为白居易后期没有将“人民性”和“兼济天下”的立场坚持到底，最后转向了“独善其身”，认为这是白居易的遗憾。笔者认为应该对白居易后期的闲适诗、感伤诗等作品的创作给予全面的评价，应该充分看到他的成就，而不是一概的贬低。例如他被贬之后写的《题浔阳楼》、《读谢灵运诗》、《宿简寂观》、《咏意》等，以颇具审美的眼光和较为清新的笔调观察自然，抒发感受，排遣忧愁，超然物外，表现出“逸韵谐奇趣”的特点。他的感伤诗《长恨歌》和《琵琶行》可谓绝笔，《长恨歌》运用想象虚构仙境，《琵琶行》运用比喻描写琵琶乐声都可谓绝妙之极。这两篇作品在意境、声情、色彩、内容上都远过前人，据说在作品完成之后就已经得到许多人的赏识并广泛传诵，宣宗李忱曾写诗称赏：“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两篇长诗成就非同一般，连小孩子都耳熟能详，进一步说明了白居易诗深受百姓喜爱。
令人欣慰的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学术界对白居易的评价渐渐趋于缓和，不同的声音之间也不再剑拔弩张，人们已经能够抛开特定时期政治的影响来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我们期待对白居易诗歌理论的评价趋于更全面、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