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x识点总结高中 第1篇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宋朝建立时的国际环境和汉xxx立国时大不相同。现在国人比较一致看好的朝代是汉xxx两朝。我完全赞同汉xxx两朝是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稍为仔细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xxx隋祚。秦灭六国，结束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时代；xxx南北，结束五胡乱华，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终，问题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位上。两朝的二世皇帝均是篡位，皇位的不合法最终导致整个皇权的崩溃（具体分析还是有区别的，秦的灭亡根在xxx，但无知、无识的二世不_，由扶苏继位，实xxx，或可迁延；隋的灭亡，过全在炀帝，其人过于恃才傲物，建功立业之心太强，超过老子的心态太激，是个有事把事搞大，无事要搞事的主，如果懦弱一点的_继位，情况可能不一样。历史不是建立在假设之上，后人只有嗟叹的份儿）。
秦隋末年，天下曾一度陷入大乱，但所幸持续时间不长，国家的政治格局没有遭到重大破坏。虽然经历了若干年的战争，但使汉xxx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可是xxx和xxx征战几十年才挣得的家当。汉xxx可谓得了天大的便宜啊！或许，正是因为秦隋的连年征战，消耗了太多的国力，最终使自己走向了灭亡（当xxx、xxx起兵的时候，秦朝的主力部队正部署在抵抗匈奴（30万）和平定南越（50万）的前线上，动用全国的财力和100人口修万里长城也是为了抵抗匈奴；隋朝的几次大规模用兵，不是对付突厥，就是侵略高丽。过多地战争和民力的消耗，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灾难性的深渊。可以讲，秦隋的灭亡正是过度使用武力征服的结果）。
xxx基于后xxx，只是当时几个小国里实力较大的一个，它建立国家的过程，可不是在接收一个大帝国的遗产（象汉xxx那样）。当时正处于五代xxx，天下大乱之际，地方势力经营已久，业已形成互不统建属的独立国家。国家统一不象楚汉决战，毕其功于一役那么简单，也不象隋末各割据势力那样立足未稳即被xxx各个击破。国家统一需要象秦隋那样进行长期战争。更重要的，是汉xxx宋所处的国际环境（这是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家忽略的，但却是决定因素的问题）：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xxx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问题在于：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靠天吃饭。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来去飘忽。这两个游牧民族是真正国际化的民族，活动范围涉及欧亚非。他们对汉xxx侵犯往往是袭扰性的。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一般而言，他们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当大漠风调雨顺，牛羊肥美时，他们不会对中原地区构成任何威胁，当干旱等自然灾害使他们的生活无法过下去时，到中原地区抢夺食物便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除非中原地区主动送食物给他们），毕竟农业社会对自然的依赖要大大低于自然放牧，而且农业人口居有定所，住地分散，便于掠夺。如果遇到抵抗，他们往往也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因此，汉xxx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xxx之乱后，又成了问题，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视），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顺便说一句，匈奴头领阿xxx在欧洲可是著名人物哦（上帝之鞭）。需要指出的是，始皇当政时，曾修直道（古代第一条高速公路，基本上是直线穿越秦岭，工程浩大，长700公里，今陕西咸阳至内蒙包头市，再加上灵渠和长城，几乎动用了所有民力，秦不亡，实无天理），使大将蒙恬大破匈奴，尽逐匈奴，收复河南之地，筑长城，三十万秦军威振漠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何等气势！xxx曾派大将高？、杨素、长生晟，大破突厥，虏突利可汗，xxx成公主于突利，分突厥为东西两部，拉拢其中一部，打击另一部，分而治之，以夷制夷（可以说大获成功）。终xxx，突厥不为祸。因此，在汉xxx之前，它们之前的两个短命王朝，都比较好地替它们解决了边患问题。对于这一点，很少有专家注意！但恰恰是xxx建立南北大帝国的关键问题之一，但或许是xxx成功避免短命王朝的关键之一。
反观xxx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xxx朝。阿保机称帝时，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石敬瑭于公元936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儿子xxx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岁的xxx光称做父亲，其向契丹上奏章时，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其时中原仍处xxx末军阀割据时代，_更迭频繁，战乱不止。五代统治时期中原地区_最长的不过17年，最短的只有7年。五十年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xxx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人之利，xxx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强的角色，这一政策实际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宝（以xxx，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专利可以由契丹申请）。到后xxx时，xxx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而且基本上xxx往往是进攻的一方，中原xxx往是防守的一方。后xxx虽然曾经北伐，但只是击败了北汉军队，却没有征服北汉（背后有契丹的支持），收归版土，更谈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复（现在有些学者喜欢假设历史，声称如果xxx不过早的辞世，以他的雄才大略，必然会收复北方失地，这种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是不足取的，是不公正的）。当xxx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首先他们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其次，他们已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当然，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再次，他们垄断当时最重要的战争资源：xxx易。因此，无论是xxx，还是以后xxx之间的战争，xxx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隋、xxx的的高丽战争就能理解。高丽国是个幅员狭小的农业国家，国家实力与大隋、大xxx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让隋朝大军和xxx太宗的亲征大军劳而无功）。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因此，xxx战争、xxx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xxx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土地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意味什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这也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宋伐辽的战争总是先胜后败，而且是惨败；辽及以后的金总是不断向南侵扰，一句话：对土地资源的争夺。
第二， 为什么北方民族要不断地向南方迁移？
他们又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文明方式？自汉以后，北方自然环境每况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昔日繁华的楼兰、xxx、敦煌渐渐地被沙漠掩埋。自中xxx以后，特别是进入五代xxx时期，地球进入气候干冷时期。中国北方的干漠化日趋严重，这一切加剧了所有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迁徙和改变生活方式是他们面临危机的几乎唯一的选择。从这些角度看，北方民族向南迁徙，多少是气候变异的结果。因气候和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加剧了中国北部及中亚地区的土地荒漠化。这使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广大游牧民族生存空间大为压缩，他们可选择的放牧空间也在不断退化。这一现象到了宋代尤为严重。它切断了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迁徙是一种选择，改变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北方诸多民族从游牧生活转化农业文明，可能也是不得以而为之。这两种选择对于刚成立的大xxx可不是什么好事。自隋xxx以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已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它正替代传统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因为自然气候和地势原因，使得南方的水资源要比北方丰富许多，同时温度和其它自然条件也使南方的复种指数要高于北方。同样，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又使南部成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广袤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是农业最佳的地区。这些自然条件都决定了南方适合农业生产和建立以农业文明为基本的民族国家。正是南方的这种特性，除了洪水泛滥对人类构成较大的威胁外，南方的生存环境要比北方优越得多。具体到xxx对峙和xxx对峙时期，南方的繁荣和富庶确实令北方的民族羡慕不已和垂涎欲滴。因此，xxx北方的动力，是儒家传统的使命和皇朝的荣誉使然，北方民族国家向南扩张的动力是生存环境压力和追求财富的结果。这种动力谁强谁弱，一望自知。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民族，xxx本能，战斗意志，群体意识，献身精神都远远超越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的民族国家，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实际上，从汉未开始，中国北方民族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南迁，越是中原地区动乱的年代（中原地区因自身的动乱无力阻止），北方民族迁徙的规模就越大，它对中原地区的压力也就越大。南北朝时期，北朝实际是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统治。到了五代xxx时，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朝代，实际上就有三个朝代由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这种迁徙一直到今天仍然还在进行。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有教养的富人不幸和莽汉为邻，在争斗时只有老拳相向的时代，实际上可选择的方式并不多。宋朝所处环境就是这样。在冷兵器时代，知识与文化有时不如莽力更有效。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人的直接原因。宋无法统一xxx，但xxx之间除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过战争外，大体相安无事。可是xxx最终却亡于比它更落后与野蛮的女真人。同样，xxx又亡于比其更野蛮的蒙古人。今天，当我们知道世界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文明，我们也不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更冷静、更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两宋时代。站在世界史的角度，两宋的灭亡，只是蛮族战胜先进文明的又一例证。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在冷兵器时代，先进文明往往占据了生存环境较好的地域，而蛮族则没有这样幸运，他们的生存空间恶化是他们迁徙的主要原因。大抵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不象农业文明人口分散，不易集中，游牧民族在军事组织上容易占优势，他们可以全民皆兵，可以机动灵活，运用运动战的方式在战略上取得优势。在宋代，辽、金、西夏对马匹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垄断了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使xxx在装备上先天不足（这一点，可从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出，当时，首都开封的主要交通工具竟然是牛车）。蒙古民族横扫天下，不仅是大宋王朝，连大xxx帝国也被其摧毁。欧洲也在蒙古铁蹄下申吟。在这种情况看，发生在宋朝的悲剧只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悲剧的一幕，是在游牧民横行欧亚的十三世纪的最无奈结果。中华文明近世的衰落就是从蒙古统治开始的。
第三， 为什么我不推崇明代？
单纯从统治的疆域上，明代是远远超过宋代，但作为一个历史，并不单纯以疆域作为判断的标准，甚至不能算是主要标准。为什么？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西方的古希腊时代，都被认为是东西方历史的最重要时代。因为东西方的主要政治、文化、哲学等源头都来自于这一时期。在研究西方史时，第二个重要时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对于中国而言，宋朝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xxx朝武盛，宋朝文盛。中国文化到了宋代，达到了巅峰。然而，宋代文化随着宋的灭亡而灭亡。
明代的历史是xxx加太监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皇帝竟二十年不上朝，朝臣竟一年都见不到皇帝？只有明朝是这样。那么有人会问：既然明朝的皇帝是这样昏庸，那么，为什么明朝还能统治二百多年，而且治理的疆域比宋代大得多？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明代之所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因为它承继了元朝的一大笔遗产。蒙古人在横扫天下过程中，完全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这种高压、野蛮的政策同样也激起各民族、各国家的强烈反抗。反抗的强烈反过来又激起蒙古人更残酷的镇压。由于中国历史在元代以后基本上都采取美化蒙元的政策，一般史书上不大记载蒙古人的暴行，但西方历史对蒙古人的暴行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记录。实际上，xxx汗在征花剌子模时，由于遭遇顽强的抵抗，城破之日，xxx汗下令_，女子为奴，男子包括男孩一律处决，整个国家、民族从此灭绝。蒙古人在灭金、灭西夏过程，都实施了残酷的屠杀政策，使这一地区的人口空前减少（顺便说一句，xxx帝国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皇帝就是被蒙古人包上毛毯，让马队踩成肉饼）。蒙古人的屠杀政策，极大地削弱了欧亚大陆大多数民族的实力，造成了不少民族的灭绝。本来，自xxx宋以来，在中国北方生活相当多的规模不等的少数民族，他们有的建立了国家，有的还处于游牧状态，经过蒙古人的征战之后，这些民族大多不见了。当明朝将蒙古人逐出漠北之后，蒙古人统治的许多疆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明朝的领土。可以说，明朝的边境问题，主要由蒙古人解决了。在明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边境问题基本仍是和蒙古人争夺的问题。土木堡事变正是这种关系的一个重要例证（也是一个xxx加太监的典型案例）。众所xxx知，蒙古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它征服了世界实在是历史的一个异数！正因为蒙古人在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界统治了欧亚大陆大片地区，造成了蒙古人的势力过于分散，同时，为了争夺汗位，他们自己内部也在进行不断的相互倾扎。这种状况极大地削弱了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各地的统治地位。力量过于分散，后期蒙古统治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使蒙古人渐渐地失去了支配世界和庞大帝国的能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几十万人口（个人估计）的民族，要统治包括现在的中国、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印度、中亚大部分地区，即使用今天现代化的手段，都很困难，何况当时交通、通信都很落后的条件下，沟通都有问题，更不用说有效的管治。我们不要过分地美化xxx推翻元朝的业绩，实际上，在那个时期，全世界各地都在兴起推翻蒙古人统治的运动。印度、俄罗斯、xxx、中亚的大多数民族也都在那个时期的前后恢复了民族_。蒙古统治在欧亚大陆的终结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小蛇吞大象，不胀死才怪。这也是明朝比较容易地在驱逐蒙古人的同时，较好地解决国家的边防问题的根本原因。同时，经历了蒙古人的野蛮统治和暴政后，本民族恢复了治权，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可以算是如沐春风。一般而言，百姓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已经心满意足。明代绝大多数皇帝的无为和无能，对于普通百姓未必是坏事，有些时候，一个皇帝过于有为，反倒会把百姓整得很惨。蒙古人的种族歧视制度和残酷的剥削，是汉族人，特别是南方的汉族人心中的永远之痛，相比而言，尽管明朝自成祖以后就没有一个好皇帝，到了英宗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只要百姓有一口饭吃，他们决不会造反。但是，xxx帝和天启皇帝的腐败和无能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够容忍的极限。天启四年(1624)，东林X人杨涟因劾xxx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xxx等人同被杀害，使明朝失去天下士子的拥戴；客魏集团（天启的乳母客氏与xxx为首）在全国各地大建九千岁的生祠，则将动摇了明朝的朝纲和中国文化的伦常。明朝没有亡于满清，而是亡于自己培养的臣子手上。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在满清跌骑践踏大明江山的时候，多尔衮总是让xxx和洪承畴（崇祯皇帝为其主办过国葬）之类的降将打头阵，而这些降将的确也让其新主子满意。在南明xxx中，永历帝可能是最有希望复辟的一个，可这个小朝廷，就是亡于洪承畴和xxx之手。特别是xxx，镇压南明朝廷实在是不遗余力，直至赶尽杀绝。本来清对永历帝有赦免之意，但却被xxx缢死于昆明，明朝最终灭亡。
蒙古人统治中国，没有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情有可原（元曲作为一个文化形式在元代获得巨大成功，是个异数，细想起来也符合逻辑。蒙古人入主中国之后，以蒙古贵族的文化素养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水平来看，诗书经史不可能闻于庙堂之上，但蒙古人民风质朴，喜欢声色犬马之娱，勾栏坊曲，当是他们常趋之所。南人的靡靡之音，倒也把骠悍的蒙古人放倒一片。蒙古人这一喜好，刺激了戏曲的消费市场，同时也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种子。毕竟一批失业的书生，终于找到养家糊口的营生。这或许是中华文明不幸中的一幸。大量落魄文人流入坊间，极大地提高元曲的艺术水平，也提高元曲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坦率地讲，这只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一个意外收获，但绝不是他们有意经营的结果。据说伯颜的母亲就非常喜欢听戏并达到痴迷的程度。）毕竟蒙古人是野蛮民族，消化吸收先进的中华文明已经让他们很吃力，让他们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实在太为难他们了。明朝作为中华一脉，没有将中华文明推陈出新，其责任就大了。终明一世，士大夫活得没有尊严，没有骨气。肇因于明初两位皇帝的残暴，又是xxx国的根本原因。明太祖不xxx。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公开不宣布实行仁政的皇帝（汉宣帝为第一人），他还试图把xxx从xxx之旁拉下来，最后在很多儒生的死命反对下，达成了删改xxx的协议，结果被删了八十多条。最终酿成了中国空前但不是绝后的专制王朝。xxx这个农民皇帝，依其狭隘的小农之心，成立了特务机构，又特别忌讳文人的用词，是文字狱的开拓者。诛杀文臣领袖xxx，腰斩江南才子之首、元史编修官xxx（截为八段）；成祖诛杀江南文人领袖xxx并灭其十族，连其主要谋士xxx都叹从此绝了读书人的种子（ “先是,成祖发北平,xxx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由于xxx、xxx就没有开个好头，从此在这个王朝，大臣可以被皇帝在大庭广众下剥下裤子，打板子。命曰廷杖。而大臣的脸面就是打死也不吭气喊疼。结果把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的“士”大夫的骨气给打没了。自英宗始，刀锯之余的太监成为明朝的实际统治者。大臣由抗争逐渐合流，继而拜到于门下。即使几个有作为的大臣，如xxx，也是在和太监的合作下，进行治国的。到了明末，大学士成了九千岁的干儿子。全国各地大建阉人的生祠，人间天堂的杭州，在孔庙和xxx之间，竟盖起阉人的生祠。斯文至此，夫复何言！文人的堕落，就是亡国。东林X人，原是明王朝的坚定拥护者，也是太监X的主要反对者，却成批地投降了。大才子侯方域与名*xxx；文人领袖xxx与名*柳如是的故事，真是让所有人感叹不已。一个朝代，留给后代记忆里的爱国者竟是两个*女，实在耐人寻味。文人无骨，就是国家没有脊梁。政治高压的结果，就是文化的沉沦。文人或沉没在官方的八股之中，不能自拔；或故作清高、风流。所谓风流才子，多出在明朝。当欧洲在经历蒙古侵略之后开始文艺复兴时，明朝却没有将中国的文化推向新高。
武人出身的xxx，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xxx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开国宰相xxx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xxx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xxx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xxx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xxx、徽州、苏州、桂州、合州， 等等。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xxx、xxx的“鹅湖之会”，xxxxxx之间的“xxx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以xxx、xxx、程颐为代表，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为xxx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还较为系统地确立了xxx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两xxx的奠基人。至南宋时期，xxx又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xxx、xxx等人，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集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因而，xxx是两xxx的集大成者，也是xxx、xxx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潮。与xxx学术存在差异的xxx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
再如史学领域，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朝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无疑会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正因为如此，xxx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xxx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
在文学方面，xxx不仅继承了xxx诗的辉煌，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宋体。艺术成就和xxx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顶峰。以xxx修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这一文学形式也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应该说，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给后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便是直接导源于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话本，等等。
宋代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xxx的《大观茶论》是学术与文献价值极高的专著）；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等兵器的革命。总之，没有两xxx良好的科技氛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很难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xxx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北宋中期，xxx制定《统天历》，以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
xxx识点总结高中 第2篇
关键词：钱xxx；超越考据；制度阐释；历史评论
Abstract: As a great master of textual criticism， Qian Daxin made several investigation-combined historical studies with stress on edition collation and text exegesis. His studies involved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executive since the Wei and the Jin Dynasty， a careful rearrangement of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ystems under feudal system and detailed analyses of historical personalities and phenomena. All this will show the less concerned side of Qian's historical thought and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reveal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reign of Emperors of Qianlong and Jiaqing.
Key Words: Qian Daxin; beyond textual criticism;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stem; historical comment
钱xxx（1728—1804）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人)。其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及音韵，精心撰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后世将其著述辑为《潜研堂丛书》刊行。作为一名考据大家，钱xxx不仅重视文献版本的校勘、文字的训诂解释，他还重视对史书本身记载内容的考辨，更有建立在具体考证基础之上的历史分析，进而总结出一系列有价值的历史认识。以往学者往往因为xxx的考证成就而忽视其后者的学术意义，乃至影响对乾嘉史家治学特点的把握。［1］33笔者试图通过相关内容的梳理，综合xxx历史著作中有关魏晋以降行政中枢的演变及其实质的探究，封建体制下政治、军事制度变迁的考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评论等，发掘他历史思想和治史方法不为人重视的一面，同时与另一位考证名家xxx盛作适当的比较，进而为全面和客观地评价乾嘉学者的学术成就提供必要的参考。
一、 论魏晋以降行政中枢的
演变及实质钱xxx考证xxxxxx期行政中枢的条目繁多，将其归纳贯串，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专制王朝中枢的演变及其实质。首先他注意到魏晋南北朝之际，尚书令、仆射位居端揆，一般被视作宰相。但是，他们如果没有参与中枢机密（即参与决策或草拟诏书等），就不是名副其实的宰相，因为即便是真正的“三公”或“仪同三司”者，也未必预闻国政。由此，他得出“宰相无常职，惟预机密者，便得称之”的精辟结论。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封建体制下“官职之随人重轻”［2］卷36《南史考异二》的特点，也就是说行政官员职权的大小是与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说明皇权最终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行政制度缺乏稳定性。可贵的是，钱xxx能拓宽视角进一步探讨xxx宋以后宰相制度向多极化演变的趋势。
xxx，以xxx、中书令为宰相，此二官者皆三品也，然它官亦有三品阶，故入相而官未至xxx、中书令者，必云同中书门下三品，其资望稍轻者，则云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历以后，升xxx、中书令为二品，自后如相者但云平章事，无同三品之名矣。当时除三公者固不乏人，未尝以三品为限，但三公不必知政事，而居宰相者不皆二品以xxx。中叶以降，并有除xxx、中书令而不入政府者矣。［3］卷34《再答袁简斋书》
此项考证反映出xxx代中枢机构出现的几个变化：一则，xxx成人员不断增加，也就是宰相越来越多，意味着中枢权力有所分散，相互钳制有了可能；二则，品级要求相对比较灵活；三则，所谓“三公”地位虽高却不一定参与政事；四则，xxx中期以后，连名副其实的宰相也有不参与国政的。此外，他还勾勒出中枢内部的微妙差异，xxx三省长官并为宰相，睿宗之后，但以中书、门下为政府，尚书左右仆射，品秩虽崇，不加平章事“即不得与政事，亦其势使然”；而且中书、门下在禁中，中书、门下长官议政之所即政事堂，尚书省却在宫城外，开元十一年（723），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印，由此证明尚书不如中书、门下两省之“清切”，意味着中枢机构中，掌握决策与驳议权力的机关重于执行机关。在此基础上，xxx又探讨宋代中枢格局的衍变。起初，司徒、三公之官亦非虚衔，xxx以真宰相身份“入政府视事”，但太宗端拱元年（988）之后，“虽xxx而不加平章事，只为使相，非真相”。［2］卷67《xxx考异一》说明行政中枢的构成很快走向常态化，朝臣必须加上“平章事”之类的头衔，才有参与行政中枢并行使宰相权力的可能。钱xxx对封建中枢权责的考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出他历史考证的具体特点，即通过细微的辨析，及提纲挈领的概括，诠释了最高行政长官即宰相的构成伴随时代的发展渐渐走向常态化与制度化的趋势，xxx盛在《十七史商榷》中也有异曲同工的考辨，二人的阐发及论述对xxx代政治史的研究颇有启发意义。
不仅有对宰相制度的深入分析，钱xxx还对xxx宋以后与皇权关系密切的学士制度多所考察，大致梳理出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的另一条途径。他首先对作为宰相加官的“大学士”追根溯源，“自元和（806—820）以后，宰相兼xxx馆、集贤殿大学士，率以为常。……xxx，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皆宰相领之，盖沿xxx五代之旧。其后置观文殿、资政殿大学士，虽不任事，亦以前宰执充，余官不得与焉。明代始专以殿阁大学士为宰辅之官，然秩止五品，国朝始升为正一品。”［4］卷10《大学士》钱xxx注意到xxx中叶以后，一个由皇帝直接操纵、掌握草拟诏书等机要大权。无固定职位，也无高级品阶，却对相权起到分割作用的翰林学士开始在中枢崛起，所谓“内相”的地位及职权渐渐凸显。起初，翰林为掌制之地，“学士无定员，……无品秩，但以它官充选，又为天子私人，故不隶三省。……学士亦差遣，非正官也”。［2］卷44《xxx书考异四》xxx季翰苑变为要地，xxx枢密直学士亦被视作要职，“元丰改官制以后，学士之名渐重”［3］卷28《跋中兴学士院题名》。接着，钱xxx对“内外制”的发展及相互牵制给予剖析，“xxx中叶以后，翰林学士掌内制，中书舍人掌外制，谓之两制，然亦恒以它官知制诰行舍人事。……知制诰与学士，对掌两制，自xxx五代皆然”［2］卷71《xxx考异五》，“中书舍人在xxxxxx词臣之荣选”。［3］卷28《跋两房题名录》实际上，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钱xxx指出：“论委任之清切，则内制优于外制。……故有‘内相’之称，而即为入相之阶。其掌外制者亦多用它官兼摄，谓之知制诰，其真除舍人者盖寥寥矣。舍人为五品清要官，故常为翰林序迁之阶。由学士迁舍人仍掌内制，非兼掌内外制，亦非左迁外制也。”［4］卷15《楚金禅师碑》可以看出，内制相对更为重要，但有时又需要经由中书舍人作为升迁之阶，尽管职权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元丰（1078—1085）以前，两制皆称“知制诰学士”，若单称“知制诰”者仅掌外制，“学士”若不掌制则衔内不云“知制诰”。凡此，都显现出论者独具慧眼的卓识。以上，xxx盛在《十七史商榷》卷74“新纪不见xxx文”诸条中也多所辨析，视角略有不同，内容可相互补充。这些对探究xxx中叶以后中枢机构的组成、演变及其功能的多样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颇有意义的是，钱xxx对明以降中书舍人职权的变迁所进行的考察。他指出，明太祖裁撤中书省，设中书科，其职员主书写诰敕，秩仅七品；后有文华殿中书舍人主书写匾联，武英殿中书舍人主绘画，内阁亦有中书舍人，如同古代之省掾。嘉靖、xxx以后，阁权日重，出现中书作奸犯科的现象。直至清代，舍人“跻九列、登方面者，彬彬然盛矣！”［3］卷28《跋两房题名录》由此展现明清以来专制集权高度强化下的产物——中书舍人的发迹历程。此外，他发掘元代行政中枢任用汉人的实质，其结论不无意义。“元中书省有右丞相、左丞相，有平章政事，有右丞、左丞，有参知政事，皆称宰辅。而秉政者丞相也，皆蒙古、色目世家为之，平章间有用事者，右丞以下虽曰与闻国政，其委任已轻矣。世祖之世，平章兼用汉人，xxx以后，汉人授平章不过xxx、张硅、xxx三人，右丞以下，始参以汉人。然南人初无入中书者，顺帝时始有危素一人，亦仅得参政耳。”［3］卷34《三答袁简斋书》强调汉人有官至宰执者，而南人却不得入台省，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元代民族政策的具体特点。总之，钱xxx对xxx宋以至元明清中枢制度的论述常能切中要害，显示出眼光的敏锐及见识的不凡。因此，不能将其仅仅视为一个专作纯粹技术性考证工作的代表人物。
与上述对行政中枢的考辨有一定联系的，还有钱xxx对xxx制在具体职务与实际品秩之间存在着差异的探究，他述道：
节度、采访、观察、防御、团练、经略、招讨诸使，皆无品秩，故常带省台寺监长官衔，以寄官资之崇卑，其僚属或出朝命，或自辟举，亦皆差遣无品秩，如使有迁代，则幕僚亦随而罢，非若刺史县令之有定员有定品也。此外如元帅、都统、盐铁、转运、延资库诸使，无不皆然。即内而翰林学士，xxx集贤史馆诸职，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它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不特此也，宰相之职，所云平章事者，亦无品秩。自一二品至三四五品官，皆得与闻国政，故有同居政地，而品秩悬殊者，罢则复其本班。盖平章事，亦职而非官也。［2］卷58《旧xxx书考异二》
xxx之总结关键在于，从地方到中央，从宰相到僚属，都出现了具有相同的职权却在品阶上有一定差异的现象，反映出xxx职官制度的具体特点，表明封建皇权在操纵行政体系并调动各级官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方面有较大的灵活性。此外，他注意区分检校、兼、守、判的不同，强调xxx所谓检校者，虽非正授，却办本职事，如检校xxx、检校中书令、检校纳言等，都列于《宰相表》，与真授者无异。针对xxx中叶以下诸将多以军功获得检校官之衔，xxx指出这就是所谓的三公、三师、仆射、尚书、常侍，“车载斗量，有名无实”的缘故。至于行、守、试，则以官职之高下有所区别；判与知之分，是“品同为知，隔品为判”；判、知而外，又有权发遣者，以其资轻而骤进，故于结衔处稍示区别；而同一落，落职则为罢免，落致仕则为复用。至于xxx官之除授，也有官、职、差遣之别，“差遣罢而官职尚存，职落而官如故”。钱xxx还强调，xxx制前后不同，元丰以前，所谓尚书、侍郎、给事、谏议、xxx监、郎中、员外郎之类，皆有名而不任其职，称为“寄禄官_，仅作为叙迁之阶而已；元丰以后，尚书、侍郎等皆为“职事官”，而以旧所置散官为“寄禄官_；元丰以前所云“散官”，不过如勋封、功臣、食邑之类，徒为文具，无足轻重，其后改为寄禄官，“以校官资之崇卑，则亦不轻矣”。［3］卷28《又》上述考辨可谓细致入微，对清xxx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极有价值。当然智者千虑，大家也难免有失误之处。略举一例：xxx《新xxx书纠谬》卷12讥《新xxx书》载，“xxx内史侍郎，又或作中书侍郎”，xxx为《新xxx书》辩护称，xxx传：以xxx为内史侍郎；孔述睿传：xxx绍，事xxx为中书侍郎。xxx指出：“xxx引《新书》，德绍或作内史侍郎，或作中书侍郎，固将为两者通称之证，但试思之：xxx官改制，是否建德亦改制？若不然，则xxx引之，非特不能为xxx辩护，且于《新书》两传之官称歧出，增多一段纠谬资料耳。”［5］卷1《xxx中书侍郎》xxx之论较为中肯。
二、 封建体制下政治、军事
制度变迁的考察钱xxx对封建体制下政治和军事制度的考察有所侧重，尤其关注那些内容复杂，史籍记载含糊不清，但又关系到封建王朝根本的一些制度层面，包括分封制、九品中正制等。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即认为汉代的分封就是将所封郡县之民户全部授予受封对象［6］附录2《答钱xxx汉xxx封户书》，但xxx通过文献比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即“列侯封户虽有定数，要以封界之广狭，定租入之多寡，不专以户数为定也”，“一县之户，不止此数，除侯所食外，其余归之有司也。高祖功臣尽食一县者，惟平一人”。［2］卷8《汉书考异三》这就是说汉代封户因为地域广狭的不同，因此被授予同样之爵位可能在剥削对象的占有上会有差别，剩余之户数则由地方政府支配；同时，随着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逃亡户回归乡里，“是则复业户口在列侯封内者例得兼食之”，因而封户会有相应的增加，并非一成不变，“列侯但以封户定其疆界而食之，此外尚有余地，仍属有司，理可信矣。……仆于读史，择善而从，非敢固执己见。”［3］卷34《与梁北论史记书三》在此，他不仅勾勒出汉代封户的实际情况，而且明确地表达了治学的基本理念。xxx又对xxxxxx宋的封邑制度作进一步的梳理，指出南朝xxx等之封“但假虚号，未有户邑，盖出于一时权宜之制”；［2］卷24《xxx考异二》北魏公侯五等亦为虚名，并没有真正的食邑；隋xxx以降，“五等封邑皆虚名，非真有食户也。xxx人结衔，有食邑、食实封之别，盖因于此。xxx并所食实封者谓，亦有名而无实矣。”［2］卷39《北史考异二》此论要言不烦，抓住了中古以来封邑制度的实质，意义匪浅。
至于xxx对两汉至xxx军管辖权的探讨，则透过制度表象，把握住军权演变的实质，显示出他历史考证中不同寻常的视角。钱xxx从两汉以来“校尉”职责的变化入手，归纳原来出将带兵的大将军到边塞广置各校尉，又从禁军设五校尉发展成七校尉，最后到东汉灵帝创设的西园八校尉，指出原先“不常置”的校尉名目渐多，进而丧失“典兵之官”的职责以及“任寄最重”［2］卷17《三国志考异一》的地位。与此相对，他注意到魏晋之际“领护军”地位的提升，指出骠骑至xxx将军皆虚号，若非持节出镇，不得领兵，领、护、左右卫、骁游、前后左右将军才是真正的“主兵之官”，正所谓“领护之权重，而执金吾遂废不置，卫尉亦为闲曹矣”。［2］卷20《晋书考异三》由此说明两汉至xxx军衙署变化的实质，即由外朝的管辖范围转变成由皇帝直接支配下的军事指挥系统的下属。
钱xxx进而围绕中央与地方之间客观存在的分权与集权的矛盾斗争展开分析，总结魏晋之际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通过军政合一的手段得以加强的趋势。钱xxx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时，军府兼领郡县的现象较为普遍，“晋自南渡以后，军府僚佐，皆带本州守相，取其干禄，……亦有以幕僚而领县令者”。［2］卷23《xxx考异一》梁xxx“往往有以刺史资领郡守县令者，……又有以刺史资监别州者”［2］卷27《xxx考异》，乃至军府之僚佐无不带守令，这是一种情况；另有“xxx幼出镇开府，多以长史行州府事，或府主以事它出，亦以府僚行事”；［2］卷26《xxx考异》北魏还有朝官兼任地方官的现象，如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兼地方县令，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趋于强化。此外，他重点考察了都督制的特点，如刺史不督军者，谓之单车刺史；晋太康（280—290）中，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则单为刺史；南渡以后，都督例领本州刺史，其兼督它州则“视权任之轻重，而损益焉，亦有都督而非刺史者”。［2］卷22《晋书考异五》他还注意到晋以降，都督必带将军号，军号有高下之分，刺史都督军事者只有加军号才得开府置官属等。 对xxx节度使”名实演变的阐释则是上述认识的深化。钱xxx注意到xxx（758—759）以降，节度使皆兼管内观察处置使，或不置节度，则观察使也带团练、防御之职。观察治民事，节度、防御、团练皆治军事，“惟权任有轻重耳，非易节度为观察耳”，“史家省文，于节度即不称观察，xxx、防则但称观察，以节镇为重”。［3］卷28《xxxxxx书纠谬》到了宋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节度使的权势必然遭到抑制，“xxx时方镇各擅其地，未奉朝命者，往往自称留后，权势与使无异。xxx除藩镇专擅之弊，留后与使，品秩攸殊”。［2］卷67《xxx考异一》宋王朝对地方的控制，还表现在文武官员往往兼有双重职能，一方面诸州守臣“例兼兵职。……xxx及缘边，又有管勾一州，或一路二xxx甲巡检者”；另一方面节度使例兼观察处置等使及本州刺史。针对xxx之际军州之别，xxx澄清了《xxx》、《元史·地理志》等史书中容易使人产生混淆的记载，指出宋代节度军号有不同等级，“称军者有二等，一为节度军号，以宠大州；一为小郡之称，大约由县升军，由军升州。……军名虽同，而品秩大小迥殊”；又考宋制“州有四等，曰节度州，曰防御州，曰团练州，曰刺史州。志称军事者，即刺史（刺史州之幕职，例称军事推官、军事判官，故志称军事）”。［2］卷69《xxx考异三》而《元史·地理志》中往往将金代沿袭北宋所设置的州，直接改称某某军，极为错误。如保州，北xxx军事州，入金后，升为最高一级的节度州，其州名并未改变，之所以它又被称为军，是因为其军额为顺天之故，并没有将州改为军；《元史》又载“雄州，xxx易阳郡，金为永定军”，其实宋、金都称其为雄州，只不过xxx防御州，金升为节镇以永定为军额而已；最后他强调《宋志》所载“由州升军，皆谓由防团刺史，升为节度，初非废州称军”。［2］卷88《元史考异三》xxx之论对xxx研究颇有价值。
在此，有必要对钱xxx经由制度考察进而联系现实所阐发的政治理念及经世思想作一番分析。作为一位严肃笃实的学者，xxx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诸多成就，而且在经世思想指导下，对当时社会制度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他重视制度的效能，赞扬xxx撰《荐士录》、《举贤能》荐贤报国，讽喻“近世大臣有终身不荐一人，而转得公正之誉者，岂古今时势不同欤？身家之念重，而忠爱之意薄也”。［4］卷18《荐贤》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当时官员荐举制度提出的批评。此外，他对地方制度的一些陋习加以抨击，表现出鲜明的鉴戒意识，xxx指出：“父母官之称，自xxx已有之矣。虽然天下无不爱子之父母，而却有不爱百姓之官，甚至假其势以xxx残暴。苟有人心者，能毋顾名而惭且悔乎？”［4］卷16《父母官》“令以亲民为职，今之患在不亲民而亲吏胥。民非相斗讼及法当拘摄，无由自通于官，而官之耳目壹寄于胥吏，吏胥皆民之黠且亡赖者为之，吏胥日用事，而民之情益无以自通，欲民誉之无失则又难矣。”［3］卷23《xxx伯之任恩平序》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论者隐含于笔端之下的批判意识。在经世方面，钱xxx重视有体有用之学，“其志乎功名者，既登科目，益当讲求经济，务为有体有用之学”。他曾通过历史上治河经验的总结，为现实的治理黄河提供建议［4］卷18《河防》，颇有意味的是xxx盛也曾就黄河治理提出过类似的策论，显示出乾嘉学者在经世思想上的共通性。
三、 历史评论及思想认识
钱xxx与xxx盛二人尽管都是乾嘉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但在治史方面还是略有区别，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考据为重中之重，后者却在考证之中颇好议论，显示出同中有异的地方。试举二例，《史记·太史公自序》言“xxx卒后，至于今五百岁”。xxx考“xxx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凡三百七十五岁，云五百岁，误矣。上文云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其实尚不盈四百岁也。”［2］卷5《史记考异五》针对同样的记载，xxx盛则论及“因xxx历论道统之传云，……xxx、xxxxxx皆以五百岁为期，故迁发此论，其言虽夸，而其尊慕xxx，则可以解先黄老后六经之疑矣！”［7］卷25《五百岁》将重心放在剖析司马迁尊儒的思想倾向上。又如《晋书xxx传》载：“文帝为晋王，曾与高柔、xxx为三公，将入见，曾独自拜尽敬，二人犹揖而已。”xxx考“高柔卒于景元四年（263），司马昭未为晋王，至咸熙元年（264）封王，其时三公则太尉xxx、司空荀也，《传》误”；［2］卷21《晋书考异四》xxx盛在《十七史商榷》卷48“祥同谒晋王”条云：“《何曾传》‘文帝为晋王，曾与高柔、xxx为三公，将入见，曾独自拜尽敬，二人犹揖而已’，然则曾之拜，在文帝时已然，故此《传》（笔者按，指《xxx传》）删去之。祥庸贪小人，……”xxx盛不去考察此条史料是否可靠，却就xxx的个人品德大发议论。就此二条而言，二人考证似乎异趣有别，但又不能简单地得出这个结论，实际上在考证之余，钱xxx也能对一些历史现象及历史人物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他论东xxx王朝有所谓的天子之号，实际上却与各诸xxx没有太大的区别，原因在于“天子有道而天下诸侯朝之，谓之有天下；否则，位号仅存，所有者唯王国而已”。［3］卷7《答问四》论者以当时的客观历史为依据，参照《xxx》所言三代之失天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以及《左传》以xxx、xxx二国，不言王而言xxx，都可以证明平xxx以后，xxx王室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所谓王号早已是名存实亡，与后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下的王朝有着本质的不同。针对战国之际的合纵连横，钱xxx以为，苏xxx约15年中，秦国惟独出兵攻魏，间一击韩，不伐他国，直至五国伐秦不胜后，xxx才破其盟约，“则合纵不为无功矣”。［2］卷5《史记考异五》肯定合纵之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积极作用。xxx还批评孟尝君于齐，有公族之亲，有相国之尊，却不以治国爱民为先，乃广招游侠食客，以图个人私利［3］卷2《冯论》，揭露战国时期各国贵族势力与上升的王权之间存在着矛盾，有助于说明秦汉以后地方豪强势力发展的历史渊源。
钱xxx历史论述涉及方方面面，对其认识需要作具体的分析。他曾从宏观层面对封建君王采取术数或仁义两种策略进行比较，提出：“吾闻以仁义治天下，未闻以术数治天下。以术数者，好杀而不信其臣者也”，强调：“任刑之君常至于乱国，xxx之臣常至于杀身。”［3］卷2《晁错论》此项认识一定程度上得到客观历史的印证。与此相联系，他以南朝xxx为例，就封建君王之“纳谏”或“拒谏”与王朝兴亡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加以论述。
人民之富庶非不可恃也，而拒谏而自矜者，国虽安必亡。……梁之亡，亡于拒谏而自满也。……临御日久，旧臣落，以为天下皆莫己若也，而恶人之谠言；谠言不至于前，则所用者皆xxx谄谀之徒，无有为梁任事者，而梁之亡形成矣。……以四海之大，百司之众，无一人能为朝廷直言而国不亡者，未之有也。何也？正人者，朝廷之元气也，无直言则正人之气不伸，而夸体柔之徒进而用事，虚美熏心，实祸闭塞，识者知有土崩之渐，而晏然犹以为xxx缺也。……虽然，以武帝之聪明才略，岂不知为其身与其国计，特以自信太过，视谏诤之言皆浮而不切于务，徒足以损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庸讵知祸之一至于斯哉！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纳谏始。［3］卷2《xxx论》
在此有必要提及xxx之在《读通鉴论》中所阐述的见解：“xxx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xxx于xxx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xxx！汉高之知xxx勃也，xxx之任xxx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xxx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xxx、xxx有一存焉，xxx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8］卷1《xxx》这是从秦、汉说到宋、明，论述有无谀臣、君主是否“好谀”对于国之存亡的关系。xxx之还指出：“好谀者，大恶在躬而犹以为善，大辱加身而犹以为荣，大祸临前而犹以为福；君子以之丧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并对是否有谀臣与国之存亡的关系作深刻的总结：“天下之足以丧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与焉，而好谀为最。”［8］卷12《晋愍帝》两相比较，可以看出钱xxx与xxx之对此问题的探讨，尽管具体所指略有不同，但其中反映出的历史认识却有相通之处，即从统治阶级“好谀”与“拒谏”两个相互关联的角度，论述其事关国家的兴衰存亡，表明钱xxx不仅在考辨中有议论，而且其论述还具有相当的深度。此外，xxx对封建法律执行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缺失加以针砭，彰显其法制思想的进步面，“准乎情，酌乎理，而断之以法。审之于用法之先，而持之于定法之后。杀之，法当杀也，非有司所得而杀也；宥之，法当宥也，非天子所得而宥也。……法当杀而故出之，是之谓纵；法当宥而故入之，是之谓滥。……上下之间，以术相欺，刑罚之不中，必自此始矣。”［3］卷2《皋陶论》表面上看它是就上古皋陶而论，但实际上关注的却是后世封建统治阶级如何处理司法公正性的问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于秦汉以来的历史进程及相关人物，xxx也多所论及。他论晁错“入粟拜爵”之策是卖爵而非卖官，虽然有人买得爵位，却不能免除赋役，与编户无异；况爵位虽高，并无治民之责，“盖假以虚名，未尝列于仕籍，错虽言利，犹不妨吏道矣”。直至孝武用兵，xxx入羊为郎之例，其后置武功爵，“首者得试补吏先除，虽云买爵，亦得入仕，盖祖晁错之意而失之者也”。［2］卷3《史记考异三》在此，钱xxx用变化、发展的眼光对“入粟拜爵”的性质演变作了分析，指出它原先仅仅只是作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辅助措施，后来却转变成为入仕的途径之一，进而对吏治产生不良的影响。文景时虽为治世，但社会经济总体处于恢复阶段，晁错的本意是重农而抑商，其入粟xxx于农于商都有利，如xxx论：“这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他们的功罪和是非，也许都还有讨论的余地，但他们的积极有为的精神，不肯苟且偷安，不肯跟着一般人说‘天下已安已治’，总想应付问题，总想寻求办法，这种精神是值得史家注意的。”［9］220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与xxx对晁错的评价相呼应。钱xxx还就田反对塞河之役加以分析，称其为“老成xxx之言”；［2］卷3《史记考异三》又颂扬“xxx卒于建兴十二年（234），前此不改元，xxx事君xxx也；继此不改元，后主知人之哲也。君明臣忠，不亦卓乎！”［3］卷12《答问九》论xxx与何晏，“自古以经训颛门者列于xxx，若辅嗣之《易》，xxx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载不废，方之汉儒即或有间，xxx经之家，未能或之先也”。［3］卷2《何晏论》凡此，都与传统观点相左，表达了自己独到的历史见解。
至于钱xxx对东晋军事外交所作的积极评价，如“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能卓然自立，不与xxx使，旧京虽失，旋亦收复，视南宋之称臣称侄，恬不为耻者，相去霄壤矣，讵可以清谈轻之哉！”［2］卷18《晋书考异一》与xxx盛的相关论述交相辉映。就南宋之和议从“理”和“势”的角度进行分析则是xxx探讨历史规律的重要篇章，他称：“从前之主和，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也。……论势当和，论理亦当和。……宋之失计误国未有如清之者也。……盖由道学诸儒耻言和议，理、度两朝尊崇其学，庙堂所习闻者迂阔之谈，而不知理势之不可同日语也。”［4］卷8《xxx议和》又论：“天之厌xxx矣，xxx，xxx耳，岂三人之咎哉！”［2］卷82《xxx考异十六》这些论断侧重考察历史发展的大势以及人们如何去应对形势，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看问题，有其认识论上的意义。此外，钱xxx联系xxx对峙的历史条件，对xxx兵多次失利加以谴责，并对相关史书违背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提出了批评，称xxx“志广而才，多大言而少成事，迹其生平用兵，有败无胜，此圣人所讥‘暴虎xxx，死而无悔’者，而史家曲为称赞，至以诸葛武侯相况，何其拟之不于伦邪！”［3］卷2《xxx论》xxx盛《蛾术编》卷60“xxx”条中的辨析与xxx之论不谋而合。但对xxx、史xxx父子的评价，二人却有所不同。xxx盛认为《xxx·xxx传》中多虚美之词［10］卷60《xxx史xxx史嵩之本贯不同》，xxx则相对比较客观，将xxx与史xxx加以区别，称其“老成忠厚，不居宠利，在南渡诸相中本自表表，世徒訾其沮xxx兵一事，不知xxx之役，xxx轻进而无功，则史之持重为可取。朱文公作《张魏公行状》颇xxx，浩不怒而转荐之，其器量更非寻常所及，未可以子之权奸并其父而抑之也”。［3］卷29《跋宝庆四明志》此论不无道理。然而，在人物评价上xxx也有偏颇之处，最为典型的就是他对宋代王安石的苛责之论［3］卷2《王安石论》，呈现出浓厚的封建意识及保守的政治立场。当然，时代决定了个人思想观念发展的方向及其特点，钱xxx在历史认识中所存在的这种种局限，是历史的必然，这就需要一分为二地去分析和看待。
总之，钱xxx尽管在历史考证领域里被认为是成就卓著［11］270，但在历史评论上却较xxx盛有一定的差距，后者在历史认识方面较少受到正统思想的束缚，往往敢为人先，提出与众不同的新鲜见解，与xxx在思想上有更多的共通点。就历史学功能发挥的角度而论，中国传统史学中所具有的丰富的鉴戒意识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影响力，虽然因清代前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被牢牢地控制，但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发展，历史加之于学者的那种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开始涌动，因而从钱xxx到xxx盛再到xxx，越来越突破以往束缚于考据狭窄框框的局限，在更高的认识层面上充分发挥其所能，即从认识民族历史的由来及汲取历史智慧的高度，去探讨一代历史之大势，去考察历代王朝之兴衰，去分析历史人物之得失，由此推动学术风气渐渐地由考证向经世演进，以承担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 参 考 文 献 ］
［1］ xxx．钱xxx研究［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2］ 钱xxx.廿二史考异［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3］ 钱xxx.潜研堂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_.
［4］ 钱xxx.十驾斋养新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5］ xxx.xxx史余［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 xxx.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 xxx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8］ xxx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xxxxxx说儒［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xxx识点总结高中 第3篇
[高考真题解析]
41.（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历史地图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信息。
比较图9、图10，提取两项有关汉xxx间历史变迁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解析及参考答案：历史地图也像文字一样，包含多方面的信息，需要根据地图信息结合所学知识进行提取总结，只要解题方法得当、思路正确，做这类题并不是很难。
（1）通过对两幅地图中州、道的分布比较可以发现，东汉时的州多分布在黄河中下游，而xxx朝的道南北分布相对均衡，这主要是因为xxx朝时期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如此可以形成如下答案：
要点一：信息：汉代的州多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xxx代的道南北分布大体平衡。
说明：汉xxx间南方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到xxx朝时，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2）通过对比地图我们还会发现，东汉的州和xxx朝的道地理划分的依据不大相同，这样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答案：
要点二：信息：汉代州名与xxx代道名的划分规则有很大不同。
说明：xxx代“道”的划分更注重山川地理形势，如依据长江、汉江、武夷山等划分各道。
（3）从宏观看，我们会发现东汉时期的州管辖范围广，面积普遍较大，而xxx朝的道面积普遍较小，说明xxx朝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地方事务增多，所以需要改变。
要点三：信息：东汉时期州管辖范围广，面积普遍较大，xxx朝的道面积普遍较小。
说明：xxx朝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地方人口的增多，地方事务更加复杂，需要加强管理。
（4）从微观看，我们从地图中发现只有东汉的交州和xxx代的岭南道管辖地盘变化不大，如此可以形成如下答案要点：
要点四：信息：汉代“交州”与xxx代“岭南道”的管辖区域变化不大。
说明：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
（5）在汉代地图上，我们看不到“吐蕃”、“南诏”和“流求”的字样，而xxx朝地图则标注明确，说明xxx朝和这些地区关系友好。
要点五：信息：xxx朝地图上标注有吐蕃、南诏和流求，而汉代地图则没有标注。
说明：从汉朝到xxx朝民族边疆地区有了新发展，与中原地区联系加深。
（6）从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出，xxx朝地域辽阔，且道的设立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监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
要点六：信息：xxx朝疆域比汉朝扩大，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
说明：xxx朝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命题延续了前两年材料题的开放性意图，解答方式上要求学生言之有理、史论结合，提倡自主思考，这有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很好地考查学生的历史综合素养。实际上，近几年历史高考命题有一个明显的缺失，就是缺少对历史地图和历史地理知识的考查，古人尚讲究学习历史“左图右史”，今年的命题无疑是对这种缺失的补充，是明显的进步。相信这种考查和命题方式今后还会出现。
[xxx习]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比较xxx都长安城地图和xxx东京城地图的不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其成因。
思路分析：解答这一类试题建议按照以下方法确立分析思路：①以图片所给信息为基础，依照设问要求提取信息。从两幅地图我们可以提取到以下信息：城‘市布局不同，xxx都长安街道呈棋盘状分布；xxx朝宫城在城市的最北部，而xxx东京大内在城市中央；xxx水运较发达；xxx都东市、西市分立，xxx设有夜市和商业区；xxx有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肆等。②对所提取信息进行甄别，去伪存真，排除无用和干扰信息。如xxx都呈棋盘分布、xxx朝宫城在北部而xxx大内在中间等都不是典型区别，实际上都体现了皇权至上和中央集权，是无用和干扰信息。③将有用信息和所学知识结合，加以分析。如北xxx“市坊合一”、设立夜市和瓦肆都与商品经济发达和市民队伍壮大密切相关；东京水运发达主要是因为经济中心南移，为保证京城物资供应，需要南粮北运。④参考分值组织答案，要求言简意赅、要点明确。本题12分，一般要求两个基本要点，每个基本要点又包含“不同”和“成因”两个具体要点。所以，本题共有4个具体要点，每点3分。以上思路分析结束后就可以动手行文、总结答案了。
参考答案：（1）xxx朝长安设“东市”、“西市”，市坊分离；北xxx打破了“坊”、“市”界限，市坊合一，改变了前代都城的城市布局。成因：北宋时期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2）xxx出现了夜市和早市。xxx都长安实行宵禁，只有白昼市场，而且有时间限制。成因：xxx朝对商业活动管理较为严格，北宋打破了前代都城对商业活动的时间限制，促进了商业的发展。